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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帮文化的红帮人物

王才运，奉化江口王溆浦村人。

王才运父亲王睿谟，早期在上海做裁缝，至今保存完整的《王氏宗谱》，记述了王氏家族的历史。光绪庚子(1900)，王睿谟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开起服装作坊，为红帮早期创业者之一。

王才运，1879年生于王淑浦，13岁离家去沪当杂货店学徒。其时外籍驻沪者逐渐增多，而一些开始修补西服的裁缝因技艺不高而受外籍人奚落的事也常有发生，有志者便东渡日本，北上海参威、朝鲜等地学艺。王才运在杂货店三年满师后，恰逢其父王睿谟自日本学做西服返沪。亲属长辈见才运为人机灵，有股钻劲，便叫他改行随父学裁缝，专做西服。起初同样是“包袱店”，即用进口毛料零买零做，积累资金。当时的大多“包袱店”是来料加工，纯属手工作坊型，只赚些加工费糊口。而王才运的“包袱店”则是从备料入手，可让来店量制西服的顾客先行挑选面料里料，并备好纽扣等各种附件，配套缝制。店中融门售与加工为一体，恰好高人一筹，便有了较多的利润，初步积累了一些资金，遂在“包袱店”中脱颖而出，在上海小马路处租了间店面，开设了一家“王荣泰”西服店（“荣昌祥”的前身）。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有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人才的基础，又得到了浙江慈溪人潘瑞璋先生的资助，于1910年在南京路（即现在上海市中百一店原址）开设了“荣昌祥”呢绒西服号。

荣昌祥呢绒西服号为3层建筑10开间门面，店外灯光辉映，店内装饰讲究，在当时颇具气派。为扩大经营范围，王才运亲自到奉化家乡来物色人才，招收较为年轻而聪明伶俐的亲属乡邻当学徒，满师后即为职工。那时的“荣昌祥”已颇具规模，一楼铺面辟为商场；二楼前半部分经营呢绒批发，后半部分则为裁剪间、工场间和配料间；三楼一半仍是工场，一半为职工宿舍。这是当时沪上第一家有规模、有铺面又有工场的工贸合一的西服商店。开业伊始，因当时的南京中路、南京西路尚未开发，该店的地段尚属偏僻。但民国以后，市中心逐渐向西延伸。并随着发辫剪割，服饰趋新，穿西服者除外籍人士外，国人如官僚买办、律师教授、医生商人、洋行职员、驻外使节、富家子弟、洋场阔少及留学生等都赶起时髦来。一时西装革履蔚然成风，这是第一次中国西服热。于是，“荣昌祥”在规模和档次上又上了一个台阶。王才运第二次从家乡招去大批学徒，又从日本、朝鲜等地聘来华工师傅精心传授西服工艺，可谓博求人才，广育后辈。其盛时拥有职工100余名，其中商场30余人，工场间及裁剪人员70余人。经营范围除扩大呢绒零剪和批发外，以定制西服为主业，兼营西服所需的各类配套商品及饰物，诸如衬衫、羊毛衫、领带、硬领、领结、领夹、呢帽、“开普”帽、吊袜带、皮鞋、鹿皮绒鞋罩直至大衣、礼服、晨服、睡服等应有尽有，花色俱全。单以袖口纽及领带夹为例，就有银质、14K镀金、18K包金等不同的规格。1916年，王才运合伙三人拆股，“荣昌祥”独资达10万银元之巨，成为当时上海最著名最完备的呢绒、西服及西服配套产品的大型专业作坊和商店。

王才运出身裁缝门第，他从不满足于现状，墨守成规，而是博采众长，兼收井蓄，不断进取。为提高西服的档次，增强与外商的竞争力，他一方面从英国订购西服样本，使产品不断更新换代。另外，又从日本、朝鲜、海参崴等地重金聘请出类拨萃的华工裁缝，还通过“怡和”、“孔士”、“元祥”、“石利路“等洋行，向英国、意大利等国厂商定货。高档的备料，充裕的货源，为“荣昌祥”的发展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高超的技术，周全的服务，使“荣昌祥”在中外顾客中建立了卓著的信誉。随着“荣昌祥”的繁荣昌盛，南京、北京、天津、汉口、青岛、广州、厦门等各大城市的客商，纷纷前来选料定货。

王才运的“荣昌祥”，伙计和学徒大都来自奉化王溆浦，有子侄一辈的，也有外甥、外甥婿等亲戚。他深知“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不管是亲非亲，同等待之，从严管教。凡初涉西服业者，一律先到工场实习，在学会服装结构、裁剪技术和缝纫手艺后，再视其品行和特长，有的留在工场当工人，有的分配到店堂做营业员，有的做管理人员。去工场的，先要拜师，然后按西服的一道道工序，循序渐进。掌握各种面料的性能，各种服装的款式，按顾客的身材、气质，灵活运用，谨慎操作，精心缝制。到商场的必须学会量、算、裁、试4项基本功，练习过硬本领。王才运还聘请文化教员，店堂打烊后，即组织学徒学习国文、英语、珠算、会计等课程，并明立制订了18条店规，严格管理员工，文明热情待客。王才运培养了服装行业不少优秀人才，从“荣昌祥”出去自立门户的有20余人，其中大多在南京路开西服店，与“荣昌祥”遥相呼应。王才兴、王和兴兄弟，开设王兴昌呢绒西服号干南京路807号；王来富，开设王荣康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815号；王辅庆开设王顺泰呢缄西服号于南京路791号：王廉方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于南路781号；王士东、周永升合资开设汇利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775号；王正甫、王介甫兄弟开设洽昌祥西服号于广西北路346号；王继陶开设汇丰西服号于静安寺路429号；孙永良开设顺泰祥西服号于贵州路；王增表开设开林西服号于南京路957；王丰莱开设王荣康西服号于重庆路。他们都在南京路的繁荣和西服业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王才运呕心沥血，为红帮裁缝这支队伍的壮大和总体素质的提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身处十里洋场的王才运，目睹各国租界和帝国主义的肆意掠夺，心情十分沉重。1919年，他以崇高的信誉和“荣昌祥”的品牌，被公推为上海南京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和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副会长，并担任奉化旅沪同乡会董事。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他以一个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积极响应五，声援斗争，领导南京路商界参加罢市斗争，又竭力抵制日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帝国主义蚕食中国的嚣张气焰。1926年春，王才运为实现“不买不卖洋货”誓言，他决定弃商归里，把“荣昌祥”交给王宏卿经营。王才运把大部分资产以分红的形式分给门生子侄们，这批昔日“荣昌祥”职工有了分红资金开始自立门户，独立打拼，形成了红帮裁缝在上海滩百舸争流的场面。王才运携家眷离沪回乡，被人们誉为“模范商人”。这表明王才运在红帮人中享有崇高声誉。

1927年王才运被公推为鄞奉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筹备主任，王才运不负众望，全力以赴，为早日实现甬临线旅客往来自由而尽心尽责，后浙江省公路局要将此段公路收归省办，并委任王才运主任之职，因王才运不愿与官方合作而推辞。 王廉方，江口王溆浦人。他所创办的“裕昌祥”是当年上海南京路6家西服名店（“荣昌祥”、“王兴昌”、“王荣泰”、“王顺泰”、“裕昌祥”、“汇利”）之一。这6家西服店主均来自奉化王溆浦村，上海人称之为“南六户”。“裕昌祥”店面与“荣昌祥”隔路相望，其规模虽略小于“荣昌祥”，但却有其自己的经营特色。王廉方也是当时很有名望的爱国商人。

王廉方于20世纪初在堂兄王才运的帮助下，念完私塾即赴上海，寄居“荣昌祥”学艺，因其年轻好学，不久便当上了帐房，且学得一手“左手称盘右手笔”的绝技，店内记帐、盘存、核资，他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显露出理财的天资，几年后，不仅善理帐籍，且精西服的经营之道。1915年春，王廉方拜别堂兄王才运，在南京路781号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四开间门面，中英文招牌，一楼当店堂，二楼是作坊，三楼为卧室。

“裕昌祥”始办时，专做西服，产品单一，和别的西服店一样，或来料加工或看样定制，兼营少量呢绒。民国初年，繁琐的封建婚礼开始改革，简化仪式，又募仿西洋的婚礼服，当时上海一些著名学校的师生带头发起集体婚礼，时称“文明结婚”，新郎穿燕尾服，新娘披婚纱。然而，这—袭礼服，尤其是号称大礼服的燕尾服，价格昂贵，婚礼中只穿一次，就垫箱底了，实在遗憾。王廉方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别出心裁地及时推山婚礼服出租业务，博得了社会的欢迎，名利双收。

经过几年的商场搏击，“裕昌祥”发展到有员工近30人，逢旺季还得另雇员工加班加点。日积月累，资本增多，王廉方凭着理财和经营的天资把重心由西服转到呢绒生意上来。并与女婿邬荣甫联手，王廉方在外进料接洽业务，女婿在店内分理销售，零批兼营，大小生意一样对待。如此运作，自然生意兴隆，“裕昌祥”的营业额也大幅度增加。

1941年，其子王嘉植于光华大学附中毕业，此时，王廉方因积劳成疾，于是让儿子接替了他的事业。儿子因少时即对西服和呢绒业务耳濡目染，又有文化，不久便挑起了大梁。

王廉方在其儿子接班后，便将精力放在新兴产业和社会福利上。先后开设了“大华氧气厂”、药业银行、“富华保险公司”等实业。他爱国爱乡、热心慈善事业，急公好义，德高望重，在沪奉两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举其要者如下：

（一）声援纳税华人会

1921年元月，上海公共租界的华人组织华人纳税会，函告公部局，推选5名华董作为顾问，进入工部局就职，以争市民权，体现爱国心。经过半年交涉，进展缓慢，西方列强推三阻四，企图取消华人纳税会章程中的某些条款。以王才运为首的南京路商界联合会团结民众，奋勉催进，王廉方褒贬是非，爱憎分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在几次会上与余华龙、倪念先、万选青、费杏庄、王海永等慷慨陈词，就华董顾问就职问题，列论是非曲直，理正词严，痛斥帝国主义，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孤岛”，日寇派飞机疯狂轰炸闸北、南市区，大批难民流连失所，有的里逃生到租界避难。王廉方与热心人士一起举办难民收容所进行救济。以后又为抗日的十九路军办过伤兵医院，他几次冒着呼啸的子弹，抢救受伤战士，支援衣物食品，鼓励部队抗日。

（二）资助奉化孤儿院

王廉方羁旅思乡，始终关心奉化的社会公益益事业，热情扶持慈善事业。在担任奉化旅沪同乡会会长时，他扶贫济困．乐善好施。又投资鄞奉汽车股份公司，促进家乡的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1926年4月，奉化在育婴堂基础上创办孤儿院，救助县内困苦颠连的孤儿，教育引导他们以学自立，增进才智。但民生凋敝，又盗贼四起，困难重重，王廉方闻讯带头认捐，一次捐赠310元，后从1930年起，每年资助60元。孤儿院以“忠恕勤俭”为院训，开展勤工俭学，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孤儿成人自立。同时，他又捐款捐田资助家乡的溆浦学堂。

（三）筹建同业公会，兴办职业学枝

1997年，上海市成立了西服业同业公会．王廉方出任公会理事长。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然行业，王廉方走马上任，不管事务纷杂，家业牵累，团结本业同仁，促进西服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5年10月，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以江辅臣、夏筱卿、唐琼相为主，奉命整顿。1940年3月，借宁波旅沪同乡会会所成立了“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会上经民主选举，6l岁的王廉方又一次出任理事长。在两年的任期中，他信守“独木不成林，店多就成市”的古训，虽近老年，但在王宏卿、陈汉泉等17名理事监事配合下，他经常出入南京东路大庆里40号会所，对公会下设的西服组、海员服装组、调查科、财务科、总务科和同业福利会、劳资协调会作具体指导，上承下达，任劳任怨。他经常抱病工作，四处奔波，为维护同业的福利和业务的开拓，作山了贡献。两年以后，他虽然不担任同业公会理事长，还兢兢业业，关心和支持公会的重大事务。在王宏卿等创办上海市西服工艺职业学校时，他捐款1120万法币．作为建校基金，不收回报，后来得知学校开办经费紧张，购置设备困难，他亲自出面与“先施”、“新新”、“永安”等南京路上的4大公司协商，恳请他们慷慨资助。 王宏卿（1900－1972年），江口王溆浦人，原名嘉让。15岁遵父命从家乡至沪，随族叔王才运在“荣昌祥”当学徒。在师傅的严格训导下，王宏卿学习奋发，技艺绝佳，且能用英语熟练地同外国客户洽谈业务。3年满师后便在“荣昌祥”当伙计（营业员），工作认真负责，深得王才运的喜爱。

“五卅”后，王宏卿受师傅委托，接替了“荣昌祥”。他悉心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改变过去的经营方式，并进一步开拓团体制服业务，发展留学生出国西服生产，承接铁路员工号衣和航空军校学生制服等订单，后又承制军服、雨衣，增大呢绒批发量，使“荣昌祥”始终保持了兴旺发达的势头。

20世纪30年代初，广东巨商筹建大新百货公司大楼，择址在南京路、西藏路口，其中包括“荣昌祥”的店址在内。“荣昌祥”得到一笔赔偿金后迁至原址对面营业。由于仅有低层铺面，无法开设工场，于1933年再次迁到南京东路782号。新址系一幢双开间假3层房屋，比较宽敞。五宏卿信心倍增，精心装修，分设商场、试样室、帐房间、经理室、裁剪间、上下两个缝制工场、职工宿舍及休息活动场所，又调整了经营范围，确定以呢绒西服、团体服装为主业。

名师出高徒，“荣昌祥”先后培养门生林天石(后任志翔服装厂经理)、蔡和鸣(后任中国皮鞋店经理)、李舜耕(后任景华西服商店公方经理)、胡沛天(后任春秋服装商店公方经理)、水永铭(后任上海丝绸公司批发部负责人)等20余人。还派遣蒋月卿去日本学习西服专业，向欧美长期订购西装时新样本，及时了解世界流行款式，使“荣昌祥”的工艺、款式，质量不断提高，走在同行前例。王宏卿又将欧美新出版的西装时装样本，分售给同业客户，使同业共同获得国际服装新潮流新信息，促使同业共同提高。同时扩大承接军服及团体服装业务，做铁路呢制服，他派专门技术人员在铁路沿线各站，按人量体，务使铁路员工穿上合身的制服。这种服务方式深得铁路当局及职工的好评。为了做好出国留学生出国前西服定制工作，“荣昌祥”每年派出技术人员去北京清华、燕京等大学为学生量体、试样。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王宏卿会同周永升（汇利西服店经理）、莫高明（亨达利钟表行经理）、毛钊炳等著名商人到内地，克服种种困难，筹建华南被服厂，为抗日出力。先在汉口，后迁香港，再至祁阳等地办厂，生产军需服装、被头、水壶等物品，供给前方将士需要。“荣昌祥”仍留上海继续营业，为了前方的需要，他从上海抽调了一批技术管理人才、缝纫设备和原辅材料，支援华南被服厂并提供后勤保障。华南被服厂虽屡遭敌机轰炸，但仍辗转内地，坚持生产。从王宏卿身上，充分体现了民族工商业者的爱国主义精神。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王宏卿回到上海，重理“荣昌祥”业务，并悉心整顿，重整旗鼓。又开设了“华东雨衣厂”和“光华皮鞋店”，使“荣昌祥”的业务量得以不断的增加。

王宏卿在担任上海市同业工会理事长时，殚精竭虑，为西服事业的发展尽心尽责。他多方奔走、协调，并在同业公会中集资，在宋公园路开办了上海市西服职业学校，学生由同业公会内每个会员企业单位保送。学生免费学习，学费由保送会员单位支付，使学员一心一意学好西服技术。该校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培养出50多位西服技工，促使全行业西服制作技术更上一层楼，对培养西服业专业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王宏卿以自己在社会上的合法身份，积极拥护和平民主主张，他的经理室经常成为中共员蒋本箐、潘念之等人的秘密会议场所。有一次国民党派在南京路西藏路枪杀“银元贩子”(实际是进步人士)时，而附近的“荣昌祥”经理室里同志正在开会，却安全无恙。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王宏卿在做好繁重的企业工作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49年后曾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市工商联委员、市西服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在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购买折实公债、申请公私合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他均以身作则，积极带头，为带动同业作出了贡献。1953年因“左”的路线影响，王宏卿蒙受了不白之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得平反昭雪。 余元芳，白杜泰桥村人，8岁上学，小学毕业后，托人介绍，去上海王升泰西服店学艺，因战乱两次回家避难。1941年满师，考入上海南京路王顺泰主管业务和裁剪，并以出众的才华和技艺深受老板的赏识和职员们的称道。抗日战争胜利后，年轻有为的余元芳离开了王顺泰，自立门户，以一身好手艺招来了一群群客户临门。当时，好些国民党的高官都上门找余元芳制作西服，如张嘉璈，贝聿铭之父贝祖贻，李鸿章侄女婿刘攻尘等。

1949年2月，与其兄余长鹤在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一楼大厅开设波纬西服店，承接各国领事馆、美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制服业务，一时门庭若市。5月，上海解放，西服生意清淡，余元芳便至香港另找门路。后因当时大批苏联专家支援我国建设，就住在上海大厦，经常到波纬做西服，有时一天能接40多套业务，余长鹤忙不过来，于是叫余元芳重返上海联手。当年6月初，余元芳进入波纬，男女服饰全做。并以精工细作、款式新颖、交衣及时而颇受好评。当时的陈毅市长，刘晓书记，潘汉年、盛丕华副市长，以及华东局的、吴克坚、魏文伯、陈丕显、等先后找余元芳定制过西服，一时波纬的店堂外面，小轿车首尾相接，顾客应接不暇。

1955年，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在北京做了西服，接连改了几次，仍不满意，专程赴上海重做，上海市政府便委托余元芳担此重任。余在两天时间内就做好西服叫小尼赫鲁试穿，结果十分合适。回京后小尼赫鲁与彭真说起此事，面临日益频繁的外事交往，彭真市长指令到上海挑选一批服装名店和技师来京，带动首都服装业。

1956年4月底，余元芳、余长鹤和波纬14名职工到了北京，安排在新落成的前门饭店。考虑到外宾和中央领导能就近制衣，第二年，波纬搬到东交民巷28号，并与迁京的万国时装合二为一，由余元芳任经理，于1957年4月18日隆重开业。

波纬服装店背靠外交部，面向使馆区，出入中南海，可谓顾客云集、名扬京师。好多业务都是直接为中央领导和外国元首服务。余元芳先后为、、、、、、郭沫若等党和国家***制作过一套套西服、大衣、中山装等服饰，为刘晓、黄镇、、伍修权、丁国钰、徐以新等外交使节和西哈努克、恩克鲁玛、卡斯特罗等外国元首也做过西服。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周总理的内衣外套，几乎都出自余元芳之手。每逢出国访问，或参加重大国际会议，或会见外国贵宾，周总理总是委托余元芳准备中山装或西服。1964年，余元芳被周总理安排到会见厅，目测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妻子、王子。随后，余元芳便为他们三人做大衣和西装。过了两天，衣服交货，西哈努克一家穿上后拍手叫绝，可见余元芳技艺之精。

1964年4月，偕夫人王光美出访东南亚4国，随同出访的有外交部长陈毅,副部长黄镇、乔冠华和外事办的官员共百余名，他们的西服都到波纬来定制。余元芳率领10多位一流的裁剪、缝纫技师，下榻钓鱼台国宾馆，夜以继日突击工作，出访前所有服装相继完工，受到的称赞。主席访问了印度、缅甸、柬埔寨、越南回国，准备下一轮赴印尼访问。在昆明作短暂停留时，主席吩咐外交部用专机接余元芳到他的住处，再给他的服装作了一番修改。中，主席遭批斗至，余元芳被戴上资本家帽子，遣送回乡，与他的妻子一起在奉化“劳动改造”整整7年。到1973年才落实政策，回到北京，此时波纬服装店已更名“红都”，余元芳老经理复出，被任命为顾问，直至退休。 据奉化市江口镇王溆浦村《王氏宗谱》记载：“昌乾公，从事工业，先王母俞氏，以纺织佐之，艰苦度日。昌乾公逝世时，二子睿谟公，字立华，仅7岁。王睿谟13岁时，继承昌乾公家业，工余做小贩,补家用不足。王睿谟24岁结婚后，赴上海工作。”他37岁时，伯父病危，二家合而为一。家中生寡食众，王睿谟仍在上海就业。打工之余，凭他做裁缝活的本领，经常做些衣服，赚钱补贴家用。王睿谟39岁那年，适逢日本明治变革，产业发展，劳动力紧缺。王睿谟打算东渡打工赚钱，维持全家生计。开始，他的主张遭母亲拒绝。后来，由于上海生意萧条，王睿谟走投无路，再三恳求母亲让他去日本，终于得到允许。大约在1885—1886年之间，王睿谟在日本勤学苦练，掌握了做西服的一些诀窍。1891年，他与几个同乡回到国内，当时正值上海租界扩展，西服业开始成为热门行业，他从早到晚，四处奔波，为人缝制西装。儿子王才运13岁时，王睿谟即带他到上海，安排在一家西服店当学徒。满师后，经过几年艰辛努力，于1900年在浙江路、天津路交汇处的忆鑫里附近，父子俩开办了“王荣泰洋服店。”该店曾为徐锡麟做过西服，王睿谟根据徐锡麟的要求，用了三天三夜时间完成。

王睿谟、王才运父子在经商致富后，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捐款兴修水利，造桥铺路。1920年王睿谟出资银元2800多元，重修了江口东面的寿通桥，在甬临线未开通前，此桥是溪口、新昌、嵊县等地从陆路赴宁波必经之桥。1860年以来，奉化屡次遭受大水灾，灾民蜂拥，流离失所，王睿谟、王才运父子积极捐款赈灾。1924年元月，王睿谟临终前嘱咐王才运把家乡的田拨出120亩，其中100亩田租收入，供20名贫寒子弟免费进入溆东学校，岁助学费百元。 江良通是奉化市江口前江村人。

江良通于19世纪后期东渡日本学艺，在横滨与开西服店的宁波老乡经常探讨制作西服的技艺，1896年学成回国后在上海静安寺路407号开设“和昌号西服店”，这是华人在上海开设的首家西服店。江良通是红帮裁缝早期的创业功臣。

江良通在发家致富后积极回报桑梓，当年江良通和兄弟江良达捐资16000元，另助田123亩创建锦沙小学。锦沙小学在民国年间是奉化校舍完备、设施齐全、师资强大的小学之一。该校有二层走马楼式校舍23间、会议室和63米风雨操场。

江辅臣是江良通的儿子，毕业于上海的法国教会学校“圣芳济学院”。此校创办于1874年，1880年起开始吸收一些中国学生，1901年起开设中国部。

由于江辅臣自幼接受东西方两种文化教育，懂得外语，这对经营西服业十分有利。江辅臣毕业后，其父就让儿子继承他的事业，让他担任“和昌号”经理。此店一直开到20世纪40年代。店内盛时有从业人员11人，其中技术人员7人。当时的“和昌号”一直以技工多、技艺好而著称沪上。

江辅臣从20年代起，还担任了数届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的领导职务，为“红帮裁缝”在沪上的发展倾注了不少心血。

平湖有哪些风俗习惯

[种植]

农家祀土谷神，祈丰年，沿袭已久，明天启《海盐县图经》载：“今社稷坛，在西门外西北一里。”“有里社坛，海里一百户，各立一所。洪武初，凡四百四十一所，以祀五土五谷之神，春秋祈报。”以后无能为力庙废，农家于清明节、中元节、春节时皆祀土地神，祈丰年及酬神保佑。各村口皆设五圣堂（庙），庙颇小，高1米余，宽深0.5—0.7米许，用青砖砌成，形似壁翕，内置一塑像或贴一张红纸写上几囝。50年代后逐渐消失。

每年过春节，农家购一张《春牛图》，贴于正屋中堂。铁塔、锄头、水牛等农具及贮粮用具上贴红纸。有的上书“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等字，曰迎春。年初一清晨看风云，卜田事，谚云“岁朝东北，田禾大熟”。二月十二（一说二月初八）为花朝，俗称百花生日，是日天晴，兆春花、花果丰年。农家合伙饲养耕牛、供耕作、车水役使，视牛为宝。冬至一过，择日为耕牛洗刷，喂以糯米饭、陈酒、鸡蛋、豆饼，滋补御寒，谓之敬牛。今耕牛已被拖拉机、电动水泵所取代，敬牛之俗已废，贴年画春联的风俗仍保留，只是内容更新。

春播开始，播种者必饱餐，认为肚子吃得饱，秧苗长得壮，日后长出谷料会饱满。插秧第一天称“开秧门”，主妇必备些菜肴，力壮体力。开始拔秧，先由一名男青年下田，拔三扎秧后全家才下田。要左脚先下田‘拔秧前用三根身苗搓烂擦手脚；拔头三扎秧时不讲话，谓可防烂手烂脚，忌讲蚂蟥、歪袅虫等，怕被虫叮咬。插秧前，由男青壮年把秧把挑至田边，抛向耙平的水田里，俗称“打秧”。忌“（殃）”，即秧把甩在人身上。插秧时亦左脚先下田，插头三行秧时不讲话，忌说“烂”字。插秧结束之日，提早歇工，称“关秧门”。备些鱼肉菜肴进行小酌，如有帮工者，则邀之。次日女儿回娘家，随带礼品看望父母。若娘家田未种好，则留下帮助插秧。

车水灌田，除养牛户外，农家习惯伴工车水。车水时，喜唱车水号子，俗称“哈头”，既计车水数量，又增劳动热情。通常四人踏车，其中一人执毛豆叶柄（或稻千）一扎计数。

收割庄稼，无论新米、新麦登场，农家把首次割起的米麦，做成新米饭、新面食，点香烛，祀土地、灶神，祭毕，家人吃新米饭、新面食，谓尝新。

旧时，农家习惯种一二分地棉花，收获后自纺自织土布，供全家一年之需。此俗至70年代才逐渐消失。

[育蚕]

农家素重祀蚕神。清嘉庆《嘉兴府志》载：海盐“先蚕庙，乾隆五十九年创建，岁春月吉巳致祭”。旧人俗十二月十二日蚕花生日，民间纷纷去先蚕庙，点香烛，祈蚕花茂盛。后庙毁，农家则于是日在家做茧圆（一种米粉制作的有馅圆子或团子），礼蚕神。民间皆以“接蚕花”为要事。请神待佛人家，必列入此项内容，当时佛进酒期间，由骚子先生边唱“蚕花书”，边将蚕神马幛、彩纸做的蚕花及一杆秤、一声红手帕交女主人收藏，称为接蚕花。春节前后，有以“送蚕花”为内容的行乞者，边敲锣舞狮，边送蚕花；也有挑一副借助在蚕神像担子的行乞者，边敲小锣，边唱养蚕吉语，如“马鸣王菩萨到门前，保佑蚕花廿四分”等，唱毕捧着蚕神像到蚕室里兜一圈，祝蚕花茂盛。农家以为吉祥，给以大米或团子，置蚕花于灶山上。多数人家在过年时请一位蚕神马幛或用红绿彩纸自扎蚕花供于灶前。

农家玢蚕草率丰收殷切，行“卜蚕事”习俗。50年代前有请淘箩姑娘卜蚕事。此法每岁于地宵前进行，先焚香点烛，一只小型竹淘箩倒置，两名姑娘分立左右，各伸一个指头掂起淘箩，左右摆动，看其掂起淘箩时间长短，卜一年蚕花年成。通常“看天气，测蚕事”，谚云：“冬至夜睛明年蚕熟，冬至夜雨明年蚕薄。”县西水网地带还有“泼蚕花水”习俗。即在女儿出嫁，行亲船离埠时，其互将一桶水泼向船头，谓女儿到夫家后，能育好蚕。

旧时育蚕多系余杭种，农家于蚕花生日用盐卤、生石灰漂蚕种，杀菌消毒。“谷雨三朝掸花蚕”，从孵化掸蚁日起进入蚕月，家家户户，大门紧闭，边门进出，不相往来，虽庆吊亦罢不行，俗称“蚕关门”。育蚕诸多禁忌，忌蚕室附近污秽，忌不洁物入蚕室，忌室内扫尘，忌吸烟，忌烟熏，忌炙爆鱼肉，忌烧皮毛乱发，忌酒醋五辛，忌膻腥芳香诸物，忌油漆，忌灶前热汤泼灰，忌敲击门窗，忌侧近春捣，忌刮锅灰，忌哭声、高声呼唤，忌喂湿叶热叶，忌生人冲克等。蚕上簇时，用帘子将门窗遮好，好桃枝、楝树花、新蚕豆茎、青油菜茎、大蒜头扎成一束，挂在山棚上，并置镰刀一把，“被动邪恶，除冲碰”。

采茧以后，蚕禁解除，俗称“蚕开门”。至亲好友相互往来作额，馈赠礼品。新女婿第一年必备鱼肉、糕点、水果来岳家作客，询问蚕讯，曰“望蚕罢”，亦称“望山头”。主人卖草率或土丝后，常买些鳓鱼鲞和蒲扇带回，意为想（鲞）得着耙（蒲）得牢。农家备香烛、菜肴八碗，在正堂屋祀蚕神、灶神，曰“谢蚕花”。

50年代起，祀蚕神的习俗渐消失。

[饮食]

主食 城乡居民历来以大米为主食，间或面食。收获季节农家有尝新习俗，麦收时，做麦糕，面疙瘩；新谷登场，尝新米饭；糯米收获后，做糯米圆子、甜酒酿等，先斋灶神，后品尝。农家多食灿火，镇民嘉食蒸谷米、冬霜米，出饭率高。还有“留娘饭”习惯，即吃剩冷饭在下餐和以生米重煮，可提高出饭率。70年代起，城乡逐渐改食粳米。农忙季节，农家早中餐食干饭，晚餐食衡饭，下千本义加点心；农事间隙及农闲季节，以杂粮、瓜菜掺入米饭作主食。农家有“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下田吃干、在家吃稀”的习惯。城镇居民习惯早晚食稀饭，中晚餐食干饭。今农家大多已一日三餐干饭，农忙则增加点心。

菜肴 城镇居民日常多以素为主，荤素搭配；农家旧时常以蔬菜为主，自种自食。城乡居民伏天制酱到备佐餐，家里务有臭卤甏，家常有臭豆腐干、臭豆腐、臭南瓜、臭毛豆、臭菜头等；还腌制各种蔬菜，春腌水花菜，冬腌青菜、归里**菜等，供蔬菜淡季食用。武原近郊农家，普遍腌制水花菜、大头菜等，出售至沈荡、平湖、乍浦一带。城乡有制作老干菜习惯，用老干菜烧肉，色香味俱佳，夏天过夜也不易变质。婚嫁宴请，民间常以8人一桌，每桌8—12碗（盘）菜，澉浦=六里通元一带每桌有东坡肉一方，红烧羊肉一碗，另有羊肉卤烧芋艿。今通行圆台，每桌10—12人，有冷盘、热炒、点心、甜羹及五大菜，第桌有16盘以上。招待新亲、稀客，城镇居民比较简单，农家则比较讲究，一般要杀鸡买肉，盛情接待。80年代起，时兴用冷盘、热炒及大菜款待。丧事菜肴，旧时念经者纯用素菜，以豆腐为主，丧酒亦素肴白酒，以示孝白，俗称“吃豆腐饭”。近年来荤菜已忧为丧事必备菜肴。

点心 有糯米年糕、粽子、团子、圆子、包子、馄饨、绿豆南瓜、赤豆糯米饭等。特别是糯米年糕，农家在春节前普遍打制，打成年糕后浸入腊水（即立春前的水），经久不变质，可食一二月。近年来馈赠奶油大蛋糕颇为风行。

饮水 旧时，武原镇居民饮井水，少数富裕户独家打井取水，天宁寺内有三眼公井，供居民取水饮用。其他集镇和乡村，少数富裕户打井取水饮用，多数户饮河水。家家备有贮水缸，用明矾净水，俗呼“矾打水”。70年代前期，农家普遍打井，改饮井水。武原、沈荡普遍打井，改饮井水。武原、沈荡两镇居民分别于60年代中和80年代初改饮自来水，近年来有些乡村也开始饮用自来水。

饮酒 历来祭祖祀神必备酒。农业喜饮白酒，城镇居民饮黄酒白酒均较普遍。农民在春节前喜自酿糯米白酒，曰“酒酿”，亦称“杜做酒”，味甘美可口。除夕夜，合家团聚，饭前先饮酒，欢度佳节。婚嫁喜庆，亲友聚会，备酒款待，以示礼遇。旧时铁匠、泥工、搬运工、渔民、船工嗜白酒者颇多。近年来城乡盛行饮啤酒、葡萄酒和各类瓶酒，一些名酒和补酒作为礼口馈赠亲友。

饮茶 原只在士人中风行，清乾隆年间，普及民间。农民喜饮红茶，镇民爱饮绿茶。一些老人嗜茶成癖。城乡遍设茶肆，天微明，茶肆已热闹非凡，茶客品茗闲谈，互通信息。茶肆有早、中、夜市。城镇茶肆，亦是农家出售农副产品后，歇脚休息的场所。城乡居民有“客来先敬茶”的习尚。近年来重大节日，领导机关召开各种茶话会，已成常规。

[服饰]

服装 清末民初，士绅富户冬季穿长袍，用绫罗绸缎作面料，衬以狐皮、皮鼠皮、羊皮或用丝绵制成，出门作客外罩马褂。春夏秋三季穿单夹长衫或短褂，亦非绸即纱。民初时期，白夏布长衫、纺绸长衫、香云纱短褂长裤风行一时。工匠、农家春夏秋多穿对襟土布短衫，冬穿大襟短棉袄、大腰便裤。东北部一带（海塘、西塘桥、元通）农家盛行织草席花纹、格子花纹土布。用蓝、白色土纱交织而成，以此制成，腰间打裥，呈扇形，长达小腿，保暖性好，颇为中老年人喜爱。女子服式为大襟短衫和便裤，外罩打裥长裙。30年代起，城镇出现中山装、西装和旗袍，机织细布逐渐取代土布，蓝色士林布、蓝细布风靡一晨。城镇青年妇女流行穿旗袍，农家妇女仍穿大襟短衫和便裤。50年代，长袍、旗袍绝迹，大襟、对襟便衣逐渐减少。男女流行中山装、列宁装、工人装、青年装。斜纹布、卡其布、府绸和棉毛衫裤、卫生衫裤等针织内衣深受群众欢迎。70年代中后期起，化颖布及化颖混纺布服装普及城乡，农村中青年流行呢中山装，作为节日和作客时礼服，各式时装、短大衣在城乡男女青年中流行。80年代，城乡部分中青年穿西装及茄克衫。

冠戴 清末民初男子戴黑缎瓜皮帽，喜庆戴红顶子，平时则戴黑顶子。后风行呢礼帽，俗称铜盆帽，富户望族、知识阶层中有不少人戴 用。三四十年代在城镇中青年中盛行鸭舌帽、毛线帽。平民及农民戴行灶帽，后业戴罗宋帽。老年妇女习惯戴绉纱双叶帽，无顶。护额两侧，俗称“洋套”。30年代后期起，部分城镇中老年妇女戴丝绒帽、毛线帽。婴儿一般戴绣花虎头帽。寓避邪之意，40年代起，逐渐为毛线帽所代替。年轻妇子一般不戴帽，农村妇女喜扎拷花蓝头巾。建国初期，城乡居民盛行戴布质解放帽、八角帽。70年代起，城乡普遍戴呢制解放帽、工人帽。老年农民仍受戴驼绒行灶帽、罗宋帽。城镇妇女中一度盛行针织风雪帽。

鞋袜 清末民初，城乡穿玄色低帮圆口布鞋，冬季为蚌壳形棉鞋，雨天则穿钉鞋、钉靴或木屐（俗称“木套”），雨天或田野劳作，农家赤脚或穿草鞋。妇女作客时喜穿黑帮绣花鞋。30年代开始，球鞋、跑鞋在城镇中逐渐流行，雨天穿低帮橡胶雨鞋，富有者及知识阶层穿皮鞋堵塞渐多。女青年流行襻鞋。袜子旧时通行布袜，男袜白色，女袜蓝色。30年代起为线袜所代替。建国后，鞋袜用料，款式多样，有高低帮球、橡胶雨鞋、皮鞋、各类跑鞋，以及纱袜、线袜、尼龙袜。70年代起，塑料人造革凉鞋、拖鞋、橡胶拖鞋，普及城乡，今男青年盛行穿中跟皮鞋，夏天则穿人造革或牛皮凉鞋。女青年喜穿高跟皮鞋，冬季则穿高帮棉皮鞋。袜子大多穿卡普隆丝袜及各种合成纤维袜。

发式 清代，男子留发梳辫，士绅中年蓄须。中年姑娘梳辫，额前留有盖额短发，称“刘海”，婚时，用线绞去面部汗毛，曰“开面”，然后将发辫绾成发髻，俗称“丫髻”。民初，男子剪发、剃须，女子放足。城乡男子初为光头，继为平顶、圆顶。30年代起，城镇青年、知识阶层通行西发，妇女剪去发髻，改为短发，而老年妇女及东北乡一带不少数派农家妇女，仍馆成发髻。解放后，女青年一度盛行留双辫。此后 有剪辫留短发者，亦有前刘海后梳辫者。80年代男子普遍留西发，男青年中蓄西式长鬓较多。女青年中出现披肩长发，妇女中烫发亦日见增多。

佩戴 清代，女子穿耳戴环。姑娘出嫁时，富家备有金、银、玉、翡翠之簪、钗、耳坠、手镯等饰品。平民酌情置办。民间有小孩佩戴银饰习俗，通常戴手镯或脚镯，颈挂长命锁片。辛亥革命后，发髻饰品逐渐淘汰，中上层人士盛行戴戒指、手镯、耳环等饰品。戒指以戴纯金戒居多，中老年亦有戴翡翠戒者。老年中还有戴玉镯者。建国后，不尚修饰佩戴。80年代起，青年女子中又时行戴戒指、项链和耳环。

[居住]

村落 农村多数聚集居住。十多户或二三十户自成村落，少数望族住地有较大村落，一姓为主，兼有他性。住屋一般建在河浜两岸。绍兴、温州客籍农户。多单家独户盖草舍，居住较散。沿海带，地少人多，旧时双淋卤制盐、海盐捕捞为副业，住屋多建在塘河旁，村口架设平桥。有的村落聚集百户至二三百户。客籍农户，今亦已先后盖瓦房，聚集而居。

住宅 清末民初，城镇住房多砖木结构，以平房、两层楼房为主。普通民房单开间、两开间。富裕之家三开间两厢房楼房，坐北朝南，前在天井、墙门、照墙，后有披屋。官绅富户则石基高墙，石库墙门，三埭进深，前客厅、中书房、后卧房，室内地平砖、天花板、红漆楼板，间以天井、小院、披屋、备弄，宅前照墙，旁有风火墙，宅后花园。商户住房多临街两层楼房，一开间或两开间，排时装店 店面，楼上卧室。靠河房屋，多延伸至水面上，用木桩或石砌柱脚支撑，铺以地板，称为水阁。农村住房均坐北朝南，三开间一或二厢屋，平房为主。东北风乡一带，习惯建造屋脊、屋檐翘角的落舍屋子。70年代后期起，逐渐为钢盘混凝土结构平屋脊的新楼房所取代。

30年代末，城乡大量民宅遭日军焚毁，草舍增多。建国后，城镇逐年兴建住宅，80年代城镇已向四五层楼成套住宅发展。农村在60年代中和70年代后期起，两次出现建房热。现在两层新楼房到处可见，草舍消失。

建屋 旧时民间建屋，择基请风水先生看地势，测方位。50年代起此俗民废。上梁礼俗隆重，须择定吉日良辰，按时上梁。是日，亲月皆送礼庆贺，正梁居中用顺治铜钿钉红布或红绸，并用畿纸书写“上梁大吉”字样。时辰一到，主人斋梁祭拜毕，泥木作头师傅从左右爬上栋柱，大梁两端缠红布系上绳子，缓缓提升，边上梁边喊着：“上啊！大吉大利。”此时鞭炮齐鸣。待正梁敲进榫内，主人手捧盛有包子、糕点、红纸包的方盘，顺梯而上，由作头师傅接盘，边唱上梁赞歌，边抛包子、糕点，男女主人张开红被面，在下面接住包子糕点，入在正间供桌上。凡抛在被面外者，帮工及邻里孩子争相哄抢，热闹非凡。今上梁已不拘时日。是日摆上梁酒，主人给作头师傅、工匠、春工、亲友基酒道谢，并分送上梁包子。俗称“吃了上梁包子，大吉大利”。亲友返归时，主人把送来礼品，分出一些，让亲朋带去。此俗至今尚在农村盛行。

砌灶 旧时多为三眼灶、两眼灶。灶台里沿上方称为“灶山”，砌有灶君神龛，供神马，前端挂灶元宝，并置香炉烛台，供祀灶神用。60年代中期起，灶山上已不砌灶君神龛。旧时民间新砌灶台，请风水先生定方位，算克忌。砌灶时灶基上放一些蚕沙，认为育蚕可得丰产，妇女及生肖忌者回避。灶壁上绘彩色聚宝盆、万年青、花鸟图，写“丰衣足食”，“人口太平”，“福禄寿”吉语。灶台砌成后，主家蒸一锅米粉团子给打灶师傅吃点心并给双工钿，团子还分送邻里，寓意团圆吉祥。今砌灶已请风水先生定方位，克忌之俗亦废。

[其他]

制盐 澉浦、长川坝、海塘沿海一带居民，或专业制盐，或以制盐为副业。制盐之法，先刮泥淋卤，再用卤作原料，盘（平底大镬）内煎煮，或在盐板曝晒。欲制卤必先造泥**。造**之日盐民备三牲黄酒香烛虔诚礼拜，祀**头神，祈神保佑造出好**，多产卤，产好卤。然后举家共饮。若请帮工造**，则邀其共饮。逢年过节皆祀之。专事煮盐的灶户，过年时祀盐灶神（俗称“盘头神”），祈顺利免灾。新舍、落塘（今长川坝乡）一带农家煮盐，无滩涂可刮泥，咸卤主要购自对江余姚、慈溪一带，卤船起航前在船头上祀潮神，祈神保佑航行安全。50年代初废场转业，盐业生产终止，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度恢复制盐，至80年代初全部停产，制盐习俗亦废。

海洋捕捞 渔民长期在海潮中作业，崇敬潮神，逢年过节皆祀之。祀潮神时备鱼肉供品、香烛黄酒及纸箔等，在海滩下供祭，祈神保佑出海平安，多捕鱼货，然后下海作业。用“关网”捕鱼的忌说关网，要说关鱼，取“关住鱼”的口彩。渔民结伙出海，用竹筏捕捞海蜇，每岁第一次出海前，几家合伙同祀筏头神，祈出海吉利，祀后聚饮，然后下海作业。祀神之俗今废。

畜牧 农家普遍饲养湖羊，有些农户兼养山羊，少数农家还饲养肉猪、母猪。逢年过节农家备鱼肉鸡酒，点香烛，祀栏头土地神，祈射保佑六蓄兴旺。每猪产仔猪或发生畜病，主人祀栏头神，祈母猪、仔猪无病，病猪早愈。此俗于50年代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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